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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在开封写下的信札

180年前的中国,从一场失败的战争和后来一纸屈辱的条约开始,走进了近代。每每翻开这一页窝囊的历史,总会对一个人肃然起敬,他就是林则徐。

因为严禁鸦片和力主抗侵,林则徐被道光帝扣上“措置失当”“误国病民”的罪名,成为“罪臣”被革职查办,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行至扬州,他又接到“发往东河,效力赎罪”的上谕。“但忧四海饥,不顾一身癯”的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9月底到达祥符,开始了他在开封为期5个多月的治黄生涯。在汴期间,他给老师、朋友、旧属写有多封信札。其中关于在汴治黄的内容令人感动,关于建设海防的思想主张十分宝贵。

关于治黄的信札

林则徐一生忧国忧民。这年夏天的黄河溃堤给河南、安徽两省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濒临黄河的开封城,灾象更是惨重。林则徐到了这里,倾力协助大臣王鼎,日夜奋战于工地,直到大堤合龙。这其中的一幕幕,今天我们通过阅读林则徐的信札,依然感觉如在眼前,令人怦然心动。

面对封堵决口这个巨大、浩繁的工程,作为一个无职无权的“罪臣”,林则徐的难处可想而知,这难处,他也只有抽出时间通过书信在私下里倾吐。

在这年11月中旬的《致达夫书》中,林则徐写到治理水患的过程和艰辛,其中筑坝的进度、用料、钱粮、工钱开支的多少等,他无不考虑。此时的他自“开工以来,每日黎明即赴西坝”“殊形疲惫”“竟无刻暇”,直到三四更天。他拖着病躯,“身体难支,屡欲乞疾,惟因星使(星使指帝王的使者,此指王鼎——笔者注)不肯代奏,遂不得不勉强支持”。对于严峻的灾情和施工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与问题,因为手中无权,而贪官污吏又各怀鬼胎,造谣中伤,林则徐“目击焦心而不敢言”。

在这年12月15日《致沈维公式》的信中,林则徐又写道:“时事至于如此,心摧发指,竟难以子墨宣之。”他心中的悲伤与愤怒无法用言辞表达,“此时河干效力,亦惟在工言工。蒲城(王鼎是陕西蒲城人——笔者注)亲驻苇土之中,夜以继日,其余孰敢暇逸?惟则徐冒寒作咳已阅月余,遂至音哑,自揣精力实难搘拄。蒲城相视过优,而病状未允代达,只得力疾从事,恐与草木同腐,上负慈怀,言之但有于邑耳”。

王鼎是道光帝派来督办河工的河道总督,他十分器重林则徐,让林则徐到祥符也是他向道光帝的建议。但是王鼎无治河经验,他亲自驻在工地,找林则徐“动辄询咨”,对林则徐也非常照顾,所以林则徐“追随星使,朝夕驻坝”,虽然患病,即便有“与草木同腐”的危险,但岂有借故退避之理?何况这也不是林则徐的性格。生死已置之度外,“力疾从事”是他唯一的选择,多少忧郁烦闷也只能在信中诉诉罢了。

林则徐给自己的旧属陈德培写有两封信。在这年冬天的第一封《致陈德培》的信中,林则徐写道:“弟分宜荷戈出塞,乃蒙圣慈俯恤,改役修防,已于桂月内到工从事。自愧未谙三策,莫展一筹,虽勉效驰驱,而滋深兢惕。幸孱躯尚堪搘拄,差足告慰廑怀耳。”信中写到他到达祥符工地的时间、工作开展的难处和此时谨慎的心态。第二封《致陈德培》的信写于次年正月工程接近完工之际:“河堧工务,岁前业届垂成,适值风暴连朝,埽段致有蛰陷,现须补厢完足,乃可合龙也。”信札说明,在工程接近竣工时,风暴又给堵口带来了麻烦,但总算看到合龙的希望了。

到了这年2月中旬,林则徐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仆河堧从事,劳拙徒形,岁前工务本已垂成,只缘飓母狂飞,复使天吴挟浪,因而水衡增给,坻石重加。幸畚锸之如云,更经营于不日,已于仲春八日合龙。埽坝既属稳坚,黄流永遵顺轨。”信札前面的内容与给陈德培的第二封信内容一致,最后交代了合龙的时间和对工程质量的信心。

历史的星空,总有英雄气在驰骋纵横。林则徐不顾个人生死,在开封治理黄河水患,为开封人民留下了一座“林公堤”丰碑。这是这位爱国恤民的政治家一生光辉的一页,值得开封人民永远铭记。

关于海防的信札

林则徐来汴治黄期间,鸦片战争仍在进行中。后来中国战败,原因多多。除了政治反动腐朽、朝廷昏庸无能、奸臣当道误国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与近代世界相适应的海权思想以及由此带来的海防落后。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打进家门的时候,大清帝国国防空虚、军备废弛,除广东、福建外,绵长的海岸线长期疏于战备,几乎有边无防。林则徐、魏源等是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最早提出要建立西式海军,以防御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因此,离开东南战争前沿的林则徐,仍然放不下那里的战事进展,同时围绕如何御敌这个当务之急,继续他的关于沿海防御、建立“水军”(即海军)的思考。这在他于开封写下的信札中都有体现。

在《致戴公式孙书》中,林则徐先谈到自己赴虎门硝烟的情景:他“力小任重”“早知身蹈危机,然已矢在弦上”“亲驻虎门船上收烟,水宿风餐,不下两月,无日不与夷舶相对”。接着他对英国的反应作出判断,表达对时局的担忧:英军“昔之犬羊,今则虎狼”“势若燎原”“目中直视中华为无人之境,来春东南风发,大抵必犯津沽”。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林则徐担心的是“未知所设之备,果可恃否”,因为“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门口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所以他提出:“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

对中英两国的军事对峙形势和我方应采取的对策,林则徐是十分清醒的。这封信札表明,林则徐的国防思想由过去注重守内河而向争外洋转变,标志着中国近代海防意识的日渐觉醒,因此这封信札十分宝贵。

林则徐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到达祥符的这年秋天。这一年,在英军的进攻下,继上年广州失陷后,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吴淞、镇江也已相继失陷,接下来就是南京失守、《南京条约》的签订。然而,身为“罪臣”的林则徐,他的这些清醒的建议,朝廷会听吗?能听到吗?他只能私下里与友人窃窃私语。

林则徐于次年2月写给《致吴嘉宾》的信很长,主要内容还是谈国家的海防问题。信中,林则徐认为,列强打来,封海不可取。数以万计的小出海口,是下桩沉石,还是空言禁止?空言则虽令不从,沉石则所费无算,即使派员看守也无济于事,何况沿海渔民,为了生计总是要出海打鱼的;对商船禁货出洋,也无异于因噎废食。所以他在信中说:“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募如此之多、应援如此之速?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面对猖狂的敌人,此时的他坚决反对那种缩头缩脑、死守内陆、消极防御的国防观念。

不仅如此,林则徐在信札中仍就严峻的形势回复友人。英军“所向无不披靡,彼已目无中华,若海面更无船炮、水军,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则取,即不可取,亦不过扬帆舍去,又顾之他。在彼无有所失,何所忌惮?在我则千疮百孔,何处可以解严”,面对已成燎原之势的敌人,林则徐严肃地提出:“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他认为,只有组建由坚船利炮装备起来的海军才能与英国交锋,也是守卫万里海疆的长久之计,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已被削去官职的林则徐抗英有罪,报国无门,他无法向朝廷进言,更无权把他的设想付诸实施。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在信札结尾,林则徐提醒吴嘉宾:“惟祈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

林则徐在开封写下的这些信札是研究他的海防思想转变的重要史料。作为带“罪”之臣,他的这些思想只能在与友人的信札中交流诉说,而无法付诸实施,从而实现国家海防的战略转变。事实上,即便后来通过洋务运动,建立了实力强大的近代化海军舰队北洋水师,但由于政治腐败、经费不足等多种原因,中国也始终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由被动挨打、丧权辱国开局。面对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林则徐一方面睁眼看世界,一方面清醒地审视着自己的国家。为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拯救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他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反对妥协投降,具有强烈的主权意识。他胸怀忠诚、深入思考、勇于担当,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主张。在建设海洋强国和世界一流海军的今天,捧读林则徐的这些信札,我们当向这位英雄先驱表达我们由衷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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